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被广泛阅读和引用的西方社会学家，他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面对面互动研究，试图将其确立为独立、合法的研究领域。戈夫曼对微观人际互动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力和洞察力，他提出大量描述和理解互动世界的术语与概念，使人们能够从学理上探讨社会生活中原本难以言说或熟视无睹的现象，进而重构微观互动进程及其秩序。本文通过结合戈夫曼的个性特征与时代背景，旨在对他的社会学思想进行反思性评述，具体主要从他的治学态度、内在理论张力、方法论矛盾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阐述，这亦具有重要的学科史和思想史价值。
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长河中，www.611510.com，有些学者撰写了很多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他们拒绝承认与既有的流派和思潮存在任何关联，戈夫曼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
戈夫曼不愿将自己归属于任何学派或传统，甚至否认与其他微观社会学研究范式之间的联系。对于原创性的学者而言，简单地将其归入某个既有学派或学术传统可能会肢解与歪曲其原有的完整思想体系。
戈夫曼拒绝一切“偶像崇拜的低级形式”，更无意在公开场合推销自己的学术理念。戈夫曼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尖刻的笔调描画与嘲讽各类谋求私欲的人类行为，他道破了原本“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人际互动真相。作为拟剧论的创造者，戈夫曼选择了拒绝自我表演和世俗社交游戏，极少在公众面前显露他的社会性自我。对涉及他的学术批评，戈夫曼通常的做法是在著作里交代研究方法、资料搜集来源以及分析技术等，对他人的学术回应也经常融入有关某个话题的探讨之中。
戈夫曼专注于探究小规模事件的微小领域，对自己的研究抱着较低的预期和谦逊的态度，这主要源自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定位，六合全年资料大全，即主张社会学的现实和经验导向，这极端地表现为他不主张纯粹地研究某位学者的思想，更是反对将某一本著作或某个人的思想奉为圭臬。终其一生，戈夫曼无意自我树立为偶像，也拒绝将他人视为偶像。
20世纪60年代是充满喧嚣、躁动和叛逆的时代，柏林墙的建立、古巴导弹危机及席卷整个欧洲并影响美国的“五月风暴”等，深刻影响着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生态。旧的价值观日渐分崩离析，新的精神伦理尚未形成气候，在此背景下，戈夫曼从表面看来囿于一隅的微观人际互动研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虽然他唤醒人的处境的做法值得令人称道，但他似乎对真实的人类缺乏同情。对他而言，人的存在只是没完没了的一系列博弈中可操控的玩偶。美国左翼学者认为戈夫曼的研究无视结构性、历史性等“关键性”社会学议题，尤其对社会权力、阶序等级和制度变迁等重大问题充耳不闻。互动秩序是戈夫曼毕生追求的阐释主题，其核心的论点，即任何社交场合都存在一种仪式秩序，它对微观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他所说的互动秩序蕴含着一种微观的“互动结构”。这种立场很容易使他遭受保守主义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戈夫曼生活的时代，以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为研究范式的宏观社会学居于支配性地位。当时面对面互动研究的正统性和接受度仍较低，许多社会学家拒绝承认微观互动的研究价值，戈夫曼的研究仅是严肃的制度、组织分析之外的“消遣”或“补充”而已。这正是戈夫曼的社会学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张力，至少从表面看来，它呈现为一种“时代错置”，尽管这种张力正逐渐趋于缓和。
关于戈夫曼的社会学存在不少认识论层面的争议，其中一种与涂尔干式社会学有关，它主要涉及对实践、经验的立场，同时也与会话分析和常人方法学的研究密切相关。涂尔干试图区分信仰与实践，将观念和信仰视为实践之衍生物。在他看来，社会问题的根源不是无法维持集体意识导致社会失范与不平等，集体意识在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难以存在，因此试图强行恢复集体意识反而对社会有害。
社会失范不是由于集体意识缺位，而是缺乏社会正义，它导致未能保持自我调控的实践。尽管劳动分工存在不平等现象，但它具有创造新的自由和个体主义之潜能，进而形成有机团结的社会。然而，这种可能性有赖于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自我调控的实践能力。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常被等同于共享的信仰共同体，或被简化为观念系统；并且对信仰与实践不作区分。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的”社会学系统性地以观念取代实在。社会秩序不是通过阐释性行动创造的，那只是行动者在以观念阐释行动。戈夫曼在“观念性的还原”和“实践的具体性”之间摇摆不定，他以观念性的方式处理情境类型。但戈夫曼的这种观念性取向不是一以贯之的。本质而言，戈夫曼中后期的研究与涂尔干批判的传统社会学并无二致。
道格拉斯·梅纳德（Douglas Maynard）认为，在戈夫曼的互动理论里，行动受游戏规则支配，而情境显得过于理性化。同时，他忽略社会经验的时间维度，对社会过程缺乏关注，尤其是“框架”的观念表明他未重视完整的时间意义。与对生命时间的遗忘相应的是对主体的冷漠。在戈夫曼关于个人的模型中，个体缺乏“内在故事”，它描述了一个只有场景没有情节的二维世界。他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性的符号，而不是互动的主体性意义。
戈夫曼将生活世界视为外在于个体的、并对个体行为产生约束的社会事实。拟剧论将个体还原为一系列角色丛，进而成为悬挂各类表演形式的“衣帽钩”。“衣帽钩”的隐喻成为理解拟剧论视角之缺憾的关键。拟剧论里的个体仿佛是受社会和文化操控的傀儡，角色表演、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等都受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管控，它们都是社会化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千篇一律，只有普遍性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在这种面对面互动的理论体系里，主体是缺席的。
拟剧论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存在相似性，但亦有本质不同，这主要表现为拟剧论没有主体，而且这种主体缺位不是解构主义意义上的反主体立场。拟剧论强调情境性，人人生活在当下，他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不同情境下不同的行为策略。个体终将面临的是结构化命运，戈夫曼对这种结构性的强调直接宣判了主体的死亡与能动性的丧失。
会话分析学者对戈夫曼的批评聚焦于他的观念论和类型化思维，这体现在后者关于谈话的分析里。戈夫曼认为谈话是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原型，但他后期的研究越来越趋于概化和观念化。
无论有多大数量的分类范畴用来诠释意指的言说者－倾听者关系，但仍然会由于这些范畴无法消除歧义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含糊性。虽然戈夫曼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印象管理、面子工夫等，但他没有使用自然发生的谈话互动资料并对其进行详细转录。戈夫曼认为自我会对互动施加道德约束，而语言和实践行动的实现却不会产生这种影响。
尽管互动论者从观念结构转向具体的社会结构，但观念仍然被视为是首要的，甚至实践也被理解成观念性的。戈夫曼关于互动之琐碎性的论述以及确立一种关于情境的社会学都需要观念一致性的背景，但这建立在错误的社会假定之上，即认为社会由正式的社会制度以及与社会化的个人相应的信仰和价值所构成。会话分析学者还批评他的形式化理论，指责他的行动者显得抽象、僵化。而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的努力正是对这些细节研究的弥补，行为过程本身的构成与承认是社会秩序的关键问题，但戈夫曼由于过度关注仪式，缺乏观照互动本身。
以古尔德纳等人为代表的宏观社会学家则认为，戈夫曼忽视传统社会学的重要分析议题，尤其是缺乏权力和阶级斗争、政治支配等。戈夫曼的研究是关于“共同在场”的社会学，这种社会理论基于片段式情节，它将社会生活视为只存在于狭隘的人际间情境之中。戈夫曼的民族志没有具体的信息提供者，也没有强烈的时空、历史观念，因而是“反人类学的”。在批评者看来，戈夫曼以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研究微观互动，这种研究模式远离历史和社会，它仅聚焦不断流动的交遇中的存在，也就是说，戈夫曼的拟剧现实发生在社会生活的缝隙之间和主导性的社会结构内部。而且他关于行动和经验组织的研究是从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切下某个行动片段来进行的。这种与历史的人为割裂被认为是社会研究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历史亦是道德价值的重要来源。
总之，戈夫曼以行动者为核心的形式社会学没有结合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维度。他呈现了一个静态的、没有历史的社会，人人都通过角色扮演达到运作一致和情境均衡。此外亦有批评者指出，戈夫曼的著作还存在另一种内在紧张，即一方面试图提出关于面对面互动的普遍性理论，但同时又对发现这种普遍性理论的可能性深表怀疑。
针对戈夫曼的方法论批评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主题选择与拓展的任意性。研究主题选择的任意性往往导致整个作品缺乏累积性，使相关概念的定义显得较为散漫。第二，处理概念的方式。通过重新组合惯常术语，并赋予新的经验和理论意义，这些概念及其含义没有经过严格推敲便直接进入他的理论词汇库。第三，资料处理问题。戈夫曼的著作充斥着各种类型的材料，形成了大杂烩。第四，以“原则性漠视”的态度对待研究方法。戈夫曼很少详细说明他的经验材料的来源，他的研究路径不符合标准社会科学中“理论假设－演绎推论”的特征。第五，著作缺乏累积性和递进性。戈夫曼的很多著作都是论文集，他的作品缺乏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指涉性。
戈夫曼的“不科学性”还体现在颇具文学色彩的写作语言。他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文学性的语言描述和讨论社会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这种独特的文风一方面使他拥有广泛的读者，同时学院派学者认为他用华而不实的事例阐述极为根本性的概念而心生反感。而且，它使社会学成为个人态度的表达，或是过于理想化的阐释。此外，当戈夫曼采用大量的隐喻描述社会世界时，会出现“描述性范畴枯竭”的现象，反而使文字描述变得笨拙不堪和令人费解。事实上，戈夫曼不断地创造新的概念与术语有其合理性。戈夫曼的概念是以实例为支撑的，其功能是使研究者对某个问题变得敏感化。在他看来，社会行为科学中没有一个基本概念是真实的，概念仅是分析工具，当它们的目的完成时便可被丢弃。
至于批评戈夫曼的社会学给人以经验的假象，这其实是形式社会学的重要特征。从表面看，戈夫曼操弄琐碎的概念与术语，实质上他从未放弃对形式化理论的追求。就具体的经验研究而言，戈夫曼不认为自己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固有缺陷，因为对一个基础性的行为领域而言，“一种松散、试探性的方法要比彻底的盲视强得多”。戈夫曼大量使用颇具个人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材料，他承认资料选择可能存在代表性问题，但质性研究的代表性本身是一个很难完美达成的标准。研究样本仅提供其本身的信息，而不是总体的情况，从样本到总体的推论须谨慎，因为无法确切地知道可推论的边界。资料来源的择取与分析方法密不可分，戈夫曼的思维模式，即从无序、失常反观有序和正常，从细微处探究宏大。
当面对开放性的学术文本时，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从各自的视角进行解读和阐释，这种解读和阐释与个人的阅历、立场和知识构成密切关联。
不同评论者之间的观点存在分歧，第一，关于社会研究的客观性问题。关于精神病院与污名的研究，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认为戈夫曼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对全控机构中遭受攻击的自我、被毁坏的污名身份抱有同情心。而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认为，戈夫曼客观的语言陈述是令人质疑的。第二，关于戈夫曼能否称得上社会理论家也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戈夫曼并非仅仅是一位敏锐的经验主义者而缺乏理论建树。第二种观点倾向于认为，戈夫曼的社会学缺乏一种系统性理论，他的主要意图不在于提出逻辑高度一致的系统性理论图式。第三种观点认为，戈夫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家，不应该以是否提出系统性理论框架进行评判。
有关戈夫曼的争议还源自对他的误解，第一，关于呈现性/表演性自我的观念被再次嵌入到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传统二分法之中，戈夫曼被阐释为证明了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传统对立。第二，戈夫曼将策略性行动视为行动的基本形式，策略性约束与强制成为互动秩序基本的限制性条件。第三，认为戈夫曼仅关注填充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关于互动协商的各种细节。第四，认为戈夫曼忽略不平等和制度约束等重要议题。戈夫曼的社会学是开放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立场，他只是不愿介入此类学术争论。
最后应指出的是，戈夫曼并非没有分析或忽略宏观社会学关心的议题。首先，戈夫曼的社会学不乏关于权力关系的论述，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性别不平等的探讨。其次，戈夫曼没有无视宏观的结构性要素，相反他认为社会是第一性的，并且承认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是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再次，他还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异质性问题，他认为特定的语境能够消除非意图性的行动含义并减少误解，但也可能无法摆脱阐释者的“文化能力”。最后，对于行动与结构之间的渗透和转换关系，戈夫曼以“互动膜”的隐喻加以阐释，这层薄膜结构涉及一套转换规则，八马心水资料24331，它维持着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独特选择关系，从而能够在互动系统内部恰当地处理各种外在的社会特征。
戈夫曼在不同时期关注不同的主题都是以互动秩序为导向，可以说戈夫曼给世人留下最珍贵的遗产是他开辟的关于互动秩序的研究，而这种关于互动秩序的微观研究也可以运用于中国社会的情境，尤其是他探讨的互动规则、权利与义务以及“实践式达成”等理念，这些都是宏观社会学忽略或难以充分解释的社会事实。
戈夫曼的社会学风格无法被效仿和复制，尽管戈夫曼没有创造某个独特的流派，但他调和了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与风格，加深了人们对微观生活和面对面互动系统的理解。他无视传统的继承法则与学术谱系，他的思想及其门徒却可以自由地穿梭和渗透到不同的学科或门派之中。这是一个真正的无形学派，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戈夫曼无愧于微观互动研究的“无冕之王”。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赛音/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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